加密资产盗窃案件揭示法律定性分歧

近期，一起涉及百万加密货币的盗窃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这起案件不仅揭示了加密资产领域的复杂性和风险，也暴露了我国在加密资产法律定性上的分歧。

案件始于2023年5月，上海居民欧某发现自己数字钱包中价值百万的加密货币突然消失。经过调查，发现一个月前有人将这些加密货币全部转走。进一步分析表明，欧某使用的数字钱包中存在一个自动获取私钥的"后门"程序。

随后，欧某成功向公安机关提起刑事控告并立案。很快，三名犯罪嫌疑人被捕，他们都是某交易平台的前端开发工程师。这三人承认在2023年3月至5月期间，在平台的数字钱包中植入了"后门"程序，非法获取用户的钱包私钥和助记词。他们共计获取了27622条助记词和10203条私钥，涉及19487个数字钱包地址。

然而，案件出现了意外转折。承办检察官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真正转走欧某加密货币的是另一名前员工张某2。张某2自2021年7月起就在客户端代码中植入了收集用户私钥和助记词的程序，并在2023年4月利用这些信息转走了欧某的加密货币。

最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判处四名被告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然而，这一判决引发了争议，主要集中在对加密资产的法律定性上。

目前，我国司法机关对加密资产的性质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加密资产不是财物，而是一种数据；另一种则认为加密资产具有财物的核心属性，可以成为侵财类犯罪的对象。近年来，后一种观点逐渐成为主流。

有观点认为，本案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定罪可能不够恰当。考虑到被告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犯罪，以职务侵占罪定罪或许更能准确评价其行为。职务侵占罪的量刑区间更宽，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相比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最高七年刑期更为严厉。

这起案件凸显了随着技术发展，法律需要与时俱进。未来，我们期待法律能更精准地界定加密资产的法律属性，为司法实践提供更明确和统一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