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代碼聖徒到現實哲人：Vitalik的思想進化史

2015年7月30日，以太坊主網啓動。

比特幣像是神話般自發生長，去人格化、無人改寫；以太坊則如同一部未完成的劇本，其作者始終未離開舞臺。

Vitalik Buterin，這位年少成名的技術理想主義者，用十年時間將個人的哲學、價值觀與掙扎不斷注入代碼。

從最初的"世界計算機"願景，到DAO危機下的治理反思，從合並（Merge）到基金會的深度變革......以太坊的每一次進化，都刻下了Vitalik思想的痕跡。

以太坊十年，也是Vitalik思想進化的十年。

天才的烏托邦

2008年，一場金融危機帶來前所未有的風暴。

銀行倒閉、信任崩塌之際，比特幣橫空出世，吹響對舊世界的反叛號角。這個新興技術不僅吸引了極客和密碼學愛好者，也改變了一個少年的人生軌跡——Vitalik Buterin。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大多數人邂逅愛情的年紀，17歲的Vitalik卻遇到了比特幣。

2011年，他從父親——一個計算機科學家那兒了解到比特幣，在放棄《魔獸世界》後，比特幣成爲了Vitalik的新愛好。

他開始在網上搜索比特幣論壇，直到找到了一個願意用比特幣支付他文章的人，那時的他每發一篇博文就能賺5個比特幣。

Vitalik的文章很快引起了羅馬尼亞比特幣愛好者Mihai Alisie的注意。兩人開始通信，並於2011年底共同創辦了《Bitcoin Magazine》。

2013年，Vitalik利用他文章賺取的比特幣輾轉世界各地，去到以色列、倫敦、舊金山、洛杉磯等地拜訪當地的比特幣愛好者，當他返回多倫多後，無比確信所有人對區塊鏈2.0的理解完全錯誤。

因爲他們都試圖在比特幣上構建復雜的應用，但比特幣腳本功能過於有限。

Vitalik意識到，如果他編寫一個擁有圖靈完備編程語言的比特幣版本，那麼該網路就可以提供所有數字服務，在區塊鏈上復制社交網絡、重組股票市場、甚至建立完全數字化的公司，並不受任何政府實體的管轄。

同年11月，19歲Vitalik將想法變成了白皮書，並賦予了它名字：以太坊。

這份白皮書迅速席卷整個加密圈，人們第一次意識到區塊鏈可以不只是貨幣，還能是一個全球化的去中心化平台。

多位聯合創始人紛紛加入，有人甚至稱他爲"帶來去中心化禮物的天才外星人"。

那個時期的Vitalik是極其純粹的理想主義者，在接受採訪時，他毫不避諱，稱自己持有二元論的世界觀，認爲大多數社會弊病都歸咎於中央集權。"我把一切涉及政府監管或企業控制的事情都看作純粹的邪惡。"

然而，理想主義與現實之間總是隔着一條鴻溝。

分歧首先爆發在了團隊內部。部分聯合創始人希望以太坊成爲能夠盈利的商業實體，而Vitalik更願意堅持非營利、開放的社區模式，他甚至提議降低自己和其他創始人在以太坊中的分配比例，以避免未來權力集中。

2014年6月，衝突達到了頂點。

Vitalik要求部分成員離開團隊，同年成立了以太坊基金會（EF），確立非營利治理方向。同一年，有成員也因與Vitalik在開發優先級和非營利方向上產生分歧而離開，並在2020年創立了另一個項目。

面對採訪時，Vitalik承認以太坊的變革願景有被貪婪壓倒的風險：

"如果我們不發出自己的聲音，能被建設的就只有那些能立即盈利的東西，而它們往往並不是世界真正需要的東西。"

2015年7月30日，數十名年輕開發者在柏林一間小辦公室見證了以太坊主網自動啓動。沒有豪華的慶典，沒有大規模的媒體報道，只有一羣理想主義者靜靜看着屏幕上跑動的區塊。

"世界計算機"願景從白皮書走向現實。

然而，在光環背後，年輕的Vitalik並沒有爲迎接更復雜、更殘酷的現實世界做好準備。

理想的裂痕

以太坊誕生的最初幾年，Vitalik更像是一個純粹的技術烏托邦主義者。他堅信區塊鏈的終極意義在於去中心化，強調任何人都可以在以太坊上自由構建應用，無需中央權威的批準。

2015年Devcon 1，Vitalik反復強調以太坊的開放（Open）、無需信任（Trustless）特性，描繪了一個由代碼而非權力主導的理想世界。

但去中心化並不意味着一切自然趨於美好。Vitalik既反對中心化，又不可避免地成了社區意見的最終仲裁者。這種微妙的權力悖論在接下來的DAO危機中被徹底放大。

2016年，The DAO作爲世界上第一個去中心化投資基金在以太坊上運行，募集了超過1200萬個以太坊，價值1.5億美元。然而6月，一名黑客利用智能合約漏洞發起攻擊，竊取了約360萬枚ETH。

那年，Vitalik只有22歲，剛剛習慣被稱爲"V神"。危機爆發後，他每天幾乎不眠不休地與社區溝通、制定方案、嘗試補救。

保護投資者資產的迫切需求與去中心化的技術信條形成了巨大的衝突。最終，Vitalik選擇了一條折中而務實的路：倡導通過硬分叉恢復被盜資金，並讓整個社區投票決定。

這一決定成功穩定了市場，也讓曾經的以太坊分裂成了今天的ETH和ETC。

在這場危機中，Vitalik丟失的不僅是睡眠，還有他對智能合約"完美執行"的信心和那原本"完美"的領導人形象，也是因爲這件事，那個100%信任技術的"聖徒"不見了，一個更加務實的Vitalik走在了路上。

DAO危機結束後，Vitalik在博客《Thinking About Smart Contract Security》中承認了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他提出需要引入更嚴格的安全審計和形式化驗證，並開始在公開演講中談論治理問題，強調"社區協作"而不是技術絕對主義才是以太坊成功的關鍵。

危機帶來了反思，但市場卻迅速進入投機狂熱期，帶來沉重的網路負擔。

2017年，ICO（初始代幣發行）成爲現象級融資手段，多個項目在以太坊上輕鬆籌集數億美元。同年底，NFT遊戲CryptoKitties因用戶暴增導致以太坊嚴重擁堵，Gas費用一度突破800 Gwei，Vitalik意識到：如果擴展性問題得不到解決，以太坊將難以實現普惠願景。

在採訪中，他毫不掩飾對行業投機化的失望：

"很多項目看似去中心化，其實只是換了包裝。我們必須證明，區塊鏈的存在理由真的優於傳統技術（比如Excel表格）。"

熱潮很快退去，2018年加密市場整體崩盤，ETH從1400美元跌到83美元，ICO項目大批消亡。

這段時間，Vitalik不斷思考如何把區塊鏈重新拉回有意義的方向。

2018年，他與哈佛學者Zoë Hitzig、微軟研究員Glen Weyl共同發表《自由激進主義：一種靈活的慈善配捐機制設計》，提出二次方投票機制，希望通過公共資助模式讓真正有價值的公共物品獲得資源支持，而非被短期投機主導。

針對擴展性不足導致網路擁堵等問題，Vitalik與社區開發者提出EIP-1559，引入動態Gas費機制，推動以太坊從工作量證明（PoW）轉向權益證明（PoS），以降低能耗，提升交易吞吐量。

DAO危機、投機泡沫和價格崩盤讓Vitalik經歷了一次深刻的思想轉折。他從一個追求去中心化極致的"技術聖徒"，變成一個必須考慮安全、治理和社會價值的建設者。

以太坊依然是他的烏托邦，但它已經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樂園，而是一條崎嶇的現實之路，需要妥協、權衡和更廣闊的視野。

Vitalik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務實哲學。

代碼之外的戰場

如果說2015-2019年的Vitalik，經歷了從純粹的技術理想主義到務實的轉變，那麼2020-2022年的他，則經歷了思想的另一個關鍵轉折：他開始直面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從單純的術理想走向兼顧社會治理、公共責任與現實政治的多維思考。特別是俄烏戰爭，讓他開始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直面政治。

2020年8月，他在博文《Trust Models》中提出，區塊鏈永遠無法完全做到"無信任"（trustless），現實中的社會契約和權力關係無法被徹底消解，這與他早年希望完全用代碼取代人類共識的想法形成鮮明反差。

2021年，Vitalik在博文《Moving Beyond Coin Voting Governance》中批判了單一的代幣投票治理模式，認爲資本權重不應成爲唯一決策邏輯，呼籲建立多元共識和軟治理機制，試圖讓區塊鏈更符合人類社會的決策邏輯。

一個理想主義者，進一步融入現實。

2022年是以太坊和Vitalik面臨巨大挑戰的一年——合並（Merge）。

從PoW到PoS，轉變共識機制的過程並不順利。大量原以太坊社區成員批評PoS實質上將權力進一步集中在大資金持有者手中，部分礦工、節點運營者則對多年辛苦維護的PoW挖礦模式被廢棄表示不滿。

有創始人更是將Vitalik描述爲Ethereum的獨裁者，他批評以太坊是一個"獨裁政權"，Vitalik掌握了過多的權力。

即便如此，Vitalik和基金會仍堅定推進合並。9月15日，以太坊正式完成Merge，PoW退出歷史舞臺。

Vitalik強調這一升級不僅是PoW能耗的劇烈降低（約減少99.95%能耗），更是爲未來步驟如Sharding和Rollup擴容鋪墊基礎，使每秒吞吐能力突破數千以至數萬交易成爲可能。

對於"獨裁者"之說，他回應稱，以太坊治理依賴的是社區共識而非單人裁定，所有重大變更都經過EIP、核心開發者會議和公開討論。

同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

身爲俄羅斯裔且出生於莫斯科的Vitalik罕見打破"中立"，在社交媒體上用俄語譴責普丁，稱這是"對烏克蘭和俄羅斯人民的犯罪"，並寫下那句廣爲流傳的話："以太坊是中立的，但我不是。"

僅數周後，Vitalik通過加密捐贈向烏克蘭伸出援手，向Unchain Fund和Aid for Ukraine兩大渠道合計捐贈1,500 ETH（約500萬美元）用於人道與軍事支持。

同年9月，他親